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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死亡自主權」，是讓重度障礙者和照護的家人，都遭到社會的拋棄－《死亡自決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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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09/16
作者 愛長照編輯團隊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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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／兒玉真美
觀察這些立法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的「先進國家」，我最近開始覺得問題其實是出在照護吧？
坦白說，針對近親，尤其是負責照護的家人協助自殺的案件，不僅是英國，連美國也慢慢開始處以同情的判決。這類事件的當事人，多半是高齡夫妻。前述提到，前往尊嚴診所的顧客當中，有三分之二是女性。
這類事件也多半是照護妻子的丈夫，協助渴望死亡的妻子自殺，結果往往都是無罪開釋。
理由通常是，他們「不是出於惡意」或「動機都是出於愛」。但是聽到這類新聞，我總覺得家人照護其實形同密室。
我自己平常也必須照護重度障礙的小女。照護者與受照護者之間的關係，絕非單純的「愛與奉獻」，往往也夾雜了旁人看不見的複雜醜陋關係。
吉德戴爾事件發生時，一位也罹患慢性疲勞症候群的女性，向《每日電訊報》投書：「家人協助身心障礙者死亡，卻無須受到任何刑罰一事，正是社會的雙重標準。比起患者本身的痛苦，大眾更同情照護患者的人。
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不希望自殺的身心障礙者身上，毋庸置疑，就是一起殺人事件。相較於無法自我保護的受照護者，照護者處於相對優越的地位。
(圖片來源：pixta)
而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之下，這起事件對於照護者而言，等於帶來錯誤的訊息：『就算你要求別人幫你照護，大家也不會理你喔！但是如果你真的受不了而協助受照護者自殺，大家會帶著同情的眼光歡迎你喔！』」
然而，考量照護者對受照護者的虐待和親子虐待等嚴重問題，這位女性口中的「錯誤訊息」，極可能成真。
在名為家庭的密室中，愛與被愛的關係，隨時都可能淪落為支配與受支配。
奪走對方的生命，可說是最嚴重的虐待。雖然協助自殺也是違法行為，但是因為兇手「長久以來照護」對方，便認定照護是「愛與犧牲的證明」，於是赦免殺人罪行的「寬大社會」，真的能區分協助自殺與家人照護形成的密室中所導致的殺人案件嗎？
▍ 缺乏「社福支援」的觀點
照護者協助自殺的事件頻傳之際，從照護的觀點來看，我覺得眾人的意見都缺乏「社福支援」的觀點。
例如，吉德戴爾事件的琳．吉德戴爾，為什麼十四年都不曾走出房間，只能臥病在床呢？為什麼做母親的凱．吉德戴爾，必須十四年來都隨侍在側呢？吉德戴爾母女需要的不是協助自殺，也不是仁慈的殺人，而是合適的協助吧？
但是為什麼社會福利十四年來，都從未對她們伸出援手呢？沒有任何一則報導或社論提及社會應當負起的責任，只有一片讚揚母親站在母愛與犧牲的立場而殺害了女兒的聲音。
(圖片來源：pixta)
衰老、罹病、身心障礙的治療照護問題，責任真的只在個人與其家人身上嗎？
真的負擔不起時，受照護者只能選擇死亡，或是照護者只得協助受照護者自殺，甚至殺害受照護者嗎？對於無法自行解決問題而痛苦掙扎的人，關上社福支援的窗，只提供死亡自決權和協助自殺的選項，意味著關上「痛苦時求援」的窗。
換句話說，重度障礙者，以及負責照護的雙親與家人，都遭到社會拋棄。美其名是「自決權」與「自主選擇」，其實是冷酷地要求所有家庭「自行承擔負責」，而且拋下這些家庭。
此時，我想起前述日本討論尊嚴死立法時提到「尊嚴死和尊嚴死立法是兩回事」與「立法之後會影響社會的走向」。
美國的生物倫理學家與腫瘤科醫師——伊齊基爾．伊曼紐爾（Ezekiel Emanuel），於一九九七年批判奧勒岡州立法允許協助自殺以來，一直站在批判安樂死與協助自殺立法的立場。
他在一九九七年，發表於月刊《大西洋》（The Atlantic）的長篇文章中指出，一旦立法承認安樂死，醫生便會習慣注射致死藥物，國民也會習慣安樂死這個選項。
習慣之後，例外便會成為慣例，等到戰後嬰兒潮（babyboom）高齡化，壓迫國家財政時，慣例就會成為規定……
(圖片來源：pixta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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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死亡自決權：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，沒有別的選項了嗎？》作者／兒玉真美
本文經光現出版社同意後轉載，本書更多的精彩內容，請按此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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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旦立法承認安樂死，醫生便會習慣注射致死藥物，國民也會習慣安樂死這個選項。習慣之後，例外便會成為慣例，等到戰後嬰兒潮（babyboom）高齡化，壓迫國家財政時，慣例就會成為規定……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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