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吳景欽

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，雖有提出獄政改革的主張，如降低收容人數、改善受刑環境及強化監獄醫療等等，惟這些問題早已議論多時，實也無庸等待司改國是會議決議，主事者即應立即為解決。惟在討論這些獄政改革時，似忽略了目前高齡受刑人逐漸增加的現況。
 

造成老年受刑人逐漸增加的原因，最主要來自於2005年一月刑法修正時，改採寬嚴併進的刑事政策，即針對輕罪，儘量以轉向處遇而非監禁的方式對待。至於重罪，則採取重刑政策。而如此的重刑化，除了將數罪併罰累加的最長刑期，從二十年提高到三十年外，更最明顯的反應，即是將無期徒刑得假釋的年限，從原先的十五年提高到二十五年。同時，參考美國的三振法案，對於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者，於執行完畢後，五年內再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犯罪者，就不得假釋。

而除了重刑化政策外，受刑人老年化的原因，亦可能來自於高齡犯罪者的增加。雖然，老年犯罪率並不高，且多屬於輕罪，似乎可藉由轉向處遇，避免讓之進入監獄體系。只是在這幾年，由於民眾對於某些犯罪極端厭惡氣氛下，就可能使輕罪轉向處遇的政策受到干擾，這最明顯反應在酒醉駕車的問題上。

在2013年五月，為了讓警察取締酒醉駕車有客觀標準，特別將酒測值明文為吐氣濃度千分之零點二五。由於於此數值極低，為了避免監獄人口因此暴漲，法務部就立即頒佈犯滿三次才為起訴的命令。但即便如此，仍使單純酒駕而仍入間服刑的人數上升，也間接造成老年受刑人的增加。

而在老年受刑人肯定逐漸增加之際，就必然得面對人因高齡化所帶來的身心疾病，如慢性病或者失智症等的照護問題。

由於目前監獄的醫療體系，早已處於極端不足的現象，面對照護更為困難的老年疾病，必更顯吃力。如此的結果，就可能使戒護人員，除了維護監所秩序，恐又得擔任起長期照護的角色。
 

 (圖片來源：pixta)
 

這不僅加重了戒護人員的負擔，也得面臨醫療專業不足的窘境。也因此，如何解決老年受刑人的長期照護，肯定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
而就犯輕罪的老年行為人，實不應再以監禁方式對待，故就檢察官來說，就應以緩起訴為轉向，法院亦應以緩刑、得易科罰金等為對待。

至於現行刑法第18條第3項，以八十歲以上為得減的年齡，也應下修至七十歲，甚至是六十五歲。至於因犯重罪，如殺人判處無期徒刑，或者被數罪累加，甚至被三振出局，致須從年輕或中年被關至老年者，就得強化醫療與長期照護，甚至是專門醫院的建立。

只是在此方面的強化，於現實面有其困難下，勢必就得開始考慮委外，甚至將監禁處所BOT，致得打破監獄由國家獨佔的思維。

更必須思考的是，迷信重刑化、監禁化的結果，或能帶來暫時性的社會安定，卻肯定是將棘手問題丟給時間處理，這絕非最好的刑事政策。

本文刊登於ETNEWS新聞雲，經吳景欽同意後轉載，原文請點此

關於｜吳景欽

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、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、台灣永社理事、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，著有：《法官應該我來當》、《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》。